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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玉良--总是玉关情

潘玉良有两枚最钟爱的印章,一枚是“玉良铁线”,一枚是“总是玉关情”。每当有得意之作,她就用第一枚印章;如果是与中国有关的作品,她就钤上第二枚印章。

  1895年,潘玉良出生在扬州古城的一个贫民家庭。

  不到1岁时,她的父亲去世了,两岁时,姐姐去世,8岁时,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幸离世。

  孤苦伶仃的潘玉良住进了舅舅家里。

  她的舅舅是一个可怕的赌徒,在她13岁那年,为还赌债,竟把她骗到芜湖,卖给了怡春院。

  当了雏妓的潘玉良不断逃跑,但又被抓回来,绝望的她选择上吊自杀,但又被人救了下来。

  17岁那年,脱俗清秀的潘玉良被带到了一个宴席上,宴席的主位上坐着当时的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。面对着一大桌献媚谄笑的富商和官员,她坐在角落,拨动琵琶,唱了一曲《卜算子》:

  “不是爱风尘,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,总赖东君主。去也终须去,住也如何住!若得山花插满头,莫问奴归处。”

  把这首歌唱得辛酸悲凉的女子打动了潘赞化。他曾经留学日本,参加过辛亥革命,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。

  当晚,潘玉良被急切想巴结总督的老鸨送进了潘家,但是第二天,潘赞化出人意料地约她出去走了走,然后礼貌地把她送了回去,分别之际,还送了她一包银子。

  那一天,潘玉良第一次体会到男人的呵护和善意。

  第二天,潘赞化又约她出去在芜湖边散步。

  散完步,潘赞化又把她送回怡春院的时候,潘玉良突然跪在了他的面前。

  她流着泪,恳求潘赞化留下她。

  可能连她自己都不清楚,那一跪,将如何改变她的一生。

  那天,潘赞化留下了她,并且让她睡在自己的卧房,自己住在了书房。

  从此,她不用再回怡春院了。

  第二天,潘赞化给她带来了一套小学课本,开始教她读书识字。

  这个男人把她从妓院赎出来,并不是要她做一个仆人。

  潘赞化说,你现在自由了,你想去哪里,都可以去。

  1913年,潘玉良和潘赞化结婚了,陈独秀是他们的证婚人。新婚之夜,她改姓潘。

  婚后不久,潘玉良和潘赞化来到上海定居。

  潘赞化聘请了一名教师每天给潘玉良上课,潘玉良专心学习,脱胎换骨。

  他们的邻居,是当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洪野,潘玉良经常平心静气地站在洪野的窗外看他画画。看完之后,就自己悄悄地回到家里照着记忆模仿。

  有一天,洪野去潘家做客,见到了潘玉良临摹的自己的画,他激动地睁大了眼睛:这可是一个完全没有接受过美术教育的人啊!怎么能画出这么好的东西?

  洪野马上给潘赞化写了一封信:“贵夫人在美术感觉上表现出惊人的悟性和敏锐……我高兴地向您宣布,我要正式收阁下的夫人做我的学生,免费教授美术……”

  从此,天资聪慧的潘玉良开始跟洪野学习绘画。

  1918年,潘玉良忐忑不安地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。

  专业考试她名列前茅,但是学校放榜的时候,她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。

  原来,学校的人知道她‘的出身,不敢录取她。

  洪野知道后,愤怒地拿着她的画去找美专的校长刘海粟。他激动地说:“艺术,不应该用出身作为取舍准则啊!”

  刘海粟听完之后,立刻拿起笔,来到榜单前,在上面写下了“潘玉良”3个字。

  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,潘玉良刻苦学习,可是在画人体素描的时候,遇到了瓶颈。因为坐在课堂上的裸体模特,总是让她找不到感觉。

  有一天,她到学校浴室洗澡,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,看到裸体的女同学影影绰绰……

  她马上跑回宿舍拿来纸和笔,在哗哗的水声中作画。那一刻,她灵感飞扬,下笔如有神助。

  但是,她在浴室作画被一个女生发现了,大家一拥而上,要抢下那张画,她狼狈地逃出了浴室。

  这件事情在学校闹开了,校长不得不把她请过去批评。

  于是,她只能选择在自己的家里脱掉衣服,坐在镜子前,自己画自己。

  在一次师生画作联合展览会上,潘玉良展出了以自己为裸体模特的习作《裸女》,一时间,全校又轰动了。

  校长不得不再次召见她。

  面对她的才华和大胆,刘海粟真的不忍心再批评她,他想了半天,才开口说:“玉良,要在国内画西画,受到的限制很多。毕业后,你去欧洲吧!”

  1922年,潘玉良从上海出发,坐船去了法国。

  在法国,她认识了徐悲鸿、邱代明。他们一起在巴黎参观博物馆,在塞纳河边散步……两年后,潘玉良得到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罗马蒂的赏识,成为那里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,兼习雕塑。

  这时候,在国内的潘赞化过得并不顺利,他早已丢掉了官职,自身难保,更没钱给潘玉良寄留学的费用。

  1929年初,潘玉良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收到来自家里的费用了,她经常饿着肚子去上课,身体虚弱得连路都走不稳,眼睛也看不清楚了。

  就在这时,她幸运地收到了欧亚现代画展委员会给她的汇款,上面说:“潘玉良女士,祝贺你的油画《裸女》获得三等奖,附上奖金5000里拉。”

  这笔钱帮助她顺利地在罗马念书,直到毕业。

  毕业之后,潘玉良回到上海,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。

  潘玉良的事业刚起步,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。之后,潘玉良积极地投身于美术界的义展义卖活动。

  1936年,她在自己的第五次个人画展中展出了大型油画《人力壮士》,一个裸体的中国大力士,双手搬掉一块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。这幅画表达了她对抗日英雄的敬意。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王雪艇看到之后,当场就提出要买下它。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,在画展闭幕的那天晚上,《人力壮士》被人划破了,边上还贴了张字条:“妓女对嫖客的颂歌!”她的展厅也被破坏得乱七八糟。

  悲哀涌上潘玉良的心头。不管她取得怎样的成就,她的过去永远是别人指责她的理由。

  1937年,潘玉良选择了离开中国,再次去了巴黎。这一次,她在那里生活了40多年,一直到死。

  到法国以后,她有了一个绰号,叫“三不女士”,她坚持:一、不加入外国国籍。二、不恋爱。三、保持独立,不和任何画商合作。由于她的“三不”原则,她在巴黎生活得并不富裕。她住在一个常年漏雨的小阁楼上,生活清苦。她留着短发,大声说话,不拘小节。她要么一天到晚在家作画,要么在塞纳河边和一群艺术家喝酒。

  1959年9月,她获得了人生最大的荣誉——巴黎大学多尔烈奖,她是第一个获得此项奖励的中国女人。

  1960年,潘赞化在安徽病逝,她悲痛欲绝,但没有回国,她只是又一次在心里默默感谢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男人。

 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

  老年的潘玉良,在塞纳河边一个人散步。

  充满才情的人,到最后都是那样孤独。

  可是,谁愿意做漂泊一生的异乡人呢?

  1949年以后,潘玉良给国内的校友写信,说希望能回国,但是还没来得及办好手续,文化大革命爆发了,她没能回来。

  1977年7月22日,潘玉良去世了。

  临终前,她嘱咐朋友3件事情:

  1.死后一定要给她换上旗袍。

  2.一定要将她当年与潘赞化结婚时戴的项链带回去,交给潘赞化的后人。

  3.她在巴黎的作品,将来一定要运回中国去,

  1983年,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博物馆保存的3000余件艺术作品被完整地运回中国,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。

  2007年冬天,我路过巴黎,很想去看看她的墓地,但是因为行程紧张没有去成。

  如果有一天,你人在巴黎,请记得去6区的蒙帕那斯公墓,在她的墓前放上一枝鲜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