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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朗斯特罗姆--一年只写三首诗

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坐在桌前,桌子上放着一块他最爱吃的提拉米苏蛋糕。尝了一口之后,他侧过脸望向窗外,刚刚还是倾盆大雨,这会儿已有几缕阳光洒落进来。这就是10月初斯德哥尔摩的天气,说变就变,让人难以捉摸。

  托马斯目光温和,脸上最突出的是他高高耸起的鹰钩鼻。透过玻璃窗,托马斯看不见等在楼下的众多记者,但他知道他们一定在那里。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,他们都会提前聚在那里,连托马斯自己都不再期盼获奖时,他们仍然相信可能会是他。不过,托马斯知道,一会儿他们不会像往年一样默默地离开,而将摁门铃走进来,因为刚刚托马斯接到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电话:他获奖了。

  一份迟来的礼物

  “喔,今天这里真是一团糟呀!”刚进门的女儿珀拉给了托马斯一个大大的拥抱,看着满屋子的记者,开玩笑说。的确,数个摄像机和太多的记者让房间显得拥挤零乱。只有托马斯安静地坐在那里,妻子莫尼卡坐在他旁边,向记者们解读他的语义。自1990年中风后,托马斯就有了语言障碍,当记者问到想过自己会得奖吗?他说“Ja”(瑞典语:是的),这是他能清晰说出的少数几个单词之一。“不,我们从未想到会得奖。”莫尼卡几乎同时回答。托马斯微笑着,抬起左手,优雅地在空中挥舞了几下。

  作为瑞典国宝级诗人,几年前托马斯已从韦斯特罗斯搬到首都斯德哥尔摩,住在市政府特拨的、大约90平方米的公寓里。房子虽然不大,但从窗口望出去,可以看到海。

  作为公认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,托马斯被誉为“西方最后一个诗歌巨匠”。而记者为此专访瑞典文学院院士、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时,他说:“这样的评价,对托马斯来说是实至名归的。”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圣卢西亚诗人德瑞克·沃尔科特10年前就说过:“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,尽管他是瑞典人。”

  一首诗能写10年

  托马斯13岁就开始写作。1955年,24岁的托马斯甫一出版处女诗集《17首》便技惊四座,四年后第二部《途中的秘密》更是轰动诗坛,年纪轻轻便成为瑞典诗歌的代表人物。

  “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/摆脱令人窒息的漩涡/漫游者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落/万物燃烧。”“蟋蟀疯狂地缝着缝纫机”,“孤独的水龙头从玫瑰丛中站起,像一座骑士的雕塑”,“桥: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”……都是标准的托马斯式的诗句。

  他的诗总是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,通过精准的描写,让读者进入一个诗的境界。他的诗被称为“小孩子都能读懂的诗”。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:特朗斯特罗姆“通过其凝练、通透的意象,给予我们通往现实的崭新路径”。

  诗人于坚认为,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之于瑞典语,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。他的诗,充满了味道、颜色、振动和杂音,与保罗·瓦莱里的“纯诗”相近;和20世纪的叶芝、里尔克、艾略特、聂鲁达、希克梅特等大诗人一样,他的诗,具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东西。

  其实,托马斯的作品并不多。他一年最多写三首诗,而且往往一首诗要花几年时间才完成,长诗《画廊》几乎用了10年时间,而短诗《有太阳的风景》也历经七年。迄今为止,包括他中风后所写的所有作品加起来只有200多首,但“大部分都是精品”。

  莫尼卡曾说:“有人以为托马斯的作品少,是因为他上半天班的缘故。但即使他不上班,作品也不会多到哪儿去。他写诗确实很慢。”

  托马斯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心理医生,一直都是,直到他中风。

  1956年,从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,托马斯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实验研究所工作。之后,他在少年犯监狱和劳工市场研究所从事心理辅导工作。作为心理医生,他深受少年犯、残疾人和瘾君子们的尊重;同时,他的职业生涯也给他的诗歌增添了直指人心的深刻。托马斯曾直白地说过自己当心理医生的原因:“我不愿身处这样一种境地,就是我必须为钱写作。”

  作为诗人,托马斯的作品描述过梦;但作为心理医生,他却一直拒绝解梦。一次,他的一个朋友联系他,希望能和他见面并探讨有关弗洛伊德的梦的话题,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“在这个喧嚣的时代,他多少有点像个隐居的炼金术士。我这样说,并非指他脱离时代,而是指他忠实于自己,忠实于内心沉静的力量——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知道如何引导强大的动力穿越生与死的黑暗。”北岛说。

  托马斯更愿提及的是绘画和音乐。年轻时他甚至在音乐和诗歌之间多次徘徊,犹豫不决。尽管后来专心做了诗人,但他从未放弃过音乐。中风前,每次电台、电视台采访他时,他都要把自己的作品配上音乐,亲自朗诵。“我的诗深受音乐语言的影响,也就是形式语言、形式感发展到高潮的过程。从形式上看,我的诗与绘画接近。”他说。

  中风后的托马斯坚持左手弹钢琴,如今也已炉火纯青。获奖当日,托马斯在钢琴前坐下,弹了一曲,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他的心声:喜悦。

  少年老成和返老还童

  “‘我的一生’,一想到这词句,我就在眼前看见一道光。再细看,它形如有头有尾的彗星。最明亮的是头,那是我的童年时代。那最初的阶段,我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已被决定……彗星越往后越稀疏,那是较长的部分,是尾巴。它变得越来越稀疏,却越来越宽。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相当靠后的部分了……”这是托马斯的回忆录——《回忆看见我》的开篇。

  托马斯193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,父母在他幼年时便离异,他跟着母亲长大。二战贯穿于他的童年至少年期,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强烈的经历。其时瑞典是中立国,但邻居挪威、丹麦纷纷被占领,瑞典人在立场上也分为两派,不少亲戚朋友支持德国,这让同盟国的坚定支持者、敏感的少年特朗斯特罗姆觉得人生初尝孤立滋味。早熟的天性让他成了一个“教授一样的小男孩,不是孩子该有的样子”。他梦想成为列文斯通那样的探险家走遍非洲,却只能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。

  也许正是得益于少年早慧,托马斯的诗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成熟。18岁那年,他写出最早期作品之一《果戈理》,用一首短诗来概括一个作家的一生,并在结尾处用一个辉煌的意象照亮全诗: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,“显示出惊人的成熟,一出场就已达到了顶峰,后来的写作只不过是扩展主题丰富音域而已。”(北岛语)中风后的托马斯也没放弃创作,身体的变化带来对人生更深的思考,使他的作品超现实主义色彩更浓,语句却更加精练而富有哲理,“诗歌就是坐禅,不是为了催眠,而是为了唤醒。”

  中风使他右半身瘫痪,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,咿咿呀呀,除了妻子莫尼卡,谁也听不懂。莫尼卡每次都是贴近托马斯,和他四目对视,解读他的内心。莫尼卡20岁时就和托马斯结了婚,在托马斯病后,她辞去了护士的工作,专心地做起了托马斯的专职护士,守候着他。托马斯作诗描述了病中那种内在的黑暗:“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,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。”而莫尼卡则帮他跨越了语言障碍,也跨越了他的“黑夜”。

  在莫尼卡面前,托马斯总是扮演老顽童的角色。一次,有人问托马斯除了诗歌,是否还写有文论或随笔等,托马斯刚刚作出肯定的回答,莫尼卡便探过身来,说:“是吗?我怎么不知道?都在哪儿呢?”托马斯好像偷吃糖果被逮到的小孩,冲着莫尼卡顽皮地大叫,“Ja,Ja”。

  托马斯写过一首诗《上海的街》:“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。我爱这菜白色,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。”这富有童趣的意象来自他多年前在上海的经历。那是1985年,他第一次到中国。

  因为托马斯的获奖,《上海的街》也随之被人们翻了出来得以传诵。瑞典媒体报道,世界上超过50个国家的出版商和图书经销商会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,再版他的诗作。

  外界的喧嚣中,托马斯和莫尼卡却另有打算,他们计划去斯德哥尔摩近郊的海龙马岛上过周末。那里有一幢托马斯外祖父留下的、曾招待过无数诗人、被称为“蓝房子”的住所,也是托马斯最爱的地方。房子里天花板很低,窗户小小的,窗外就是树林,托马斯最喜欢坐在窗边读书。北欧静谧、安逸的生活氛围包裹着诗人,以至于在马悦然看来,托马斯的诗风是如此恒定,这在其他地方的诗人身上简直不可思议,“他从不曾让风格应时而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