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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这样一位

他教了大半生书,却很少跟儿子在一起。因为政治运动,他和太太朱馨欣被贬到河南开封,同在大学教画画,儿子王沙城(小名沙沙)则留在上海的爷爷奶奶家。儿子遗传了父母的艺术基因,长大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当美术编辑。

  1987年,王沙城赴澳洲留学,当地的华文报社聘用了他。

  1988年,沙沙29岁,到澳洲留学也已有1年,对当地的一切已经很熟悉。那天傍晚,沙沙和往常一样,下车后步行回家。突然。从拐角里蹿出两三个黑影,拿东西在他头上猛地一敲,他当即晕倒。

  接到悉尼总领事馆的电报时,他根本不相信儿子正躺在医院里,生死未卜。待他们夫妇辗转飞到悉尼,沙沙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,但永远也不可能站起来了。

  刚开始,沙沙一直高烧不退,用冰袋敷,以降低体温。看儿子被冰得周身发颤,他看在眼里,疼在心上。他问医生:“能不能改用风扇?”医生说:“不行,”他又问:“能不能吃中药?”医生说:“如果用中药,你们要把药物的化学成分告诉我们。”可中药的化学成分普通人哪能弄懂,但在澳洲,用药必须由注册医生开处方,中医并不被政府认可。

  一位华裔西医见他实在想不出别的方法,就给他出了个主意:“我也懂一点儿中医,你去请高明的中医来开药,我来签名。”结果,药煎好后,沙沙只吃了几次,烧就全退了。

  尽管他悉心照顾,但沙沙腑瘫面积依然达95%,左边手脚完全不能动,右边能动一点儿,但不能伸展,眼睛也看不清楚,吃饭、上厕所,一定要有人护理,怕医生护士照顾不过来,他每天去给儿子翻身、喂饭、擦澡,好让儿子少受点儿罪。

  平时,他坐巴上去护理院,但周末巴士少,不开车很不方便。年轻人考驾照,一般一两次就能通过,他却考了十七八次。刚开始,为了通过路考,他请了华人教练,但考了几次都通不过。别人说,可能是东西方驾驶习惯不同,导致在考官那里不容易通过:他咬咬牙找本地人教,但还是没有通过。冷静下来后,他分析自己通不过的原因有几个:“一是年纪偏大,反应慢:二是英语差,考官说‘向左’,我要想一下才能懂。后来家人怕我辛苦,不让我考了。加上每次路考报名费要100多澳元,经济压力太大了。但沙沙愿意我考,他知道,只要我考试通过,他就不用永远坐在同一个地方了,结果我真拿到了驾照。”

  买不起新车,他花850澳元买了辆二手的,一样可以带着沙沙到处兜风。

  出事后,沙沙的眼睛只能看直线,但他依然热爱画画。每当沙沙想画画,他就为儿子铺纸,移动笔和纸——如果不移动纸张,沙沙的笔墨就重复了。慢慢地,他也开始习惯随身带着速写本,照顾儿子之余,有时还画点儿画。

  后来,他们一家三口出了个画册,叫《朱馨欣、王儒伯、王沙城画集》。翻开精美的画册,扉页上印有他刚劲的笔墨:“几支秃笔几张纸,画罢东西画南北,乐在其中。”

  这句话,绝对是他此刻的心境。

  闲聊时,他会告诉沙沙:“你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,饭来张口——我喂你,衣来伸手——我帮你穿。世界上最阳光明媚的地方是悉尼,你就住在这儿,连爸妈都来这里陪你了。”

  这位父亲叫王儒伯,是河南大学艺术系原绘画专业的教授。他的前半生,没有陪在儿子身边;后半生,数十年如一日地陪在儿子身边,端水、喂饭、散步……有这样一位父亲,沙沙怎能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?